赵宏：替前行者作传 为后来人点灯——读《中国行政法学说史》有感

自我上大学起，老师们在讲授行政法时就常常会说，这个学科是舶来之品，我们也就是在继受移植的基础上踯躅而行，并未形成自己的脉络体系。这样的刻板印象一直影响了我之后的学习和研究，信任这种“无根感”也存留在许多行政法学者的记忆里。其显见的后果就是，我们执着于进行全面体系的域外引介和更多更炫的观念革新，却忽视了对学科自身脉络流变的挖掘。对域外学理的全面引介当然有益，纵横捭阖的观念创新也令人耳目一新，但忽视对自身历史的归纳总结却会造成许多的无效研究与重复研究。学界更常见的讨论情景还有，研究者因各有学脉传承，也更倾向于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下自我言说，这就使学术讨论很难形成真正对话和观念交锋。

我想这就是《中国行政法学说史》这本书的首要意义。它提示我们，历经尽一百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国行政法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这历史虽然不长，却足以成为我们研究的背景和起点，也足以将我们聚拢于一个平台。记得硕士时，我当时的导师张树义老师初讲论文写作就叮嘱大家，研究法学要有历史感。我理解这种历史感是清楚自己所作的研究在整体的知识链条中的位置，并尝试在承继前人而非轻言否定的基础上，将所知所学不断提升并向后传递和延续，所以理解过往是前提，如果丧失了这个前提，所作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但如贵松老师所言，两个甲子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要清晰细致地梳理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行政法学说，尤其是透过细密繁复的资料描画出其中波诡云谲的起伏变化却实属不易。在最初听闻贵松老师要完成这项工作时，我的直觉是，以一己之力要挑战如此浩瀚的工程得需要多大的学术勇气和学术耐心，光是想象要收集爬梳清末民初那些散落在各处的史料，感觉就已会耗尽心力。但转而再想，这项工作大致也只能由贵松老师来完成。由于他此前的研究就已清楚表达这种治史的学术旨趣，他较早的文章例如，《日本宪法学在清末的输入》（2009年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美浓部达吉与中国的公法学》（2010年发表于《比较法研究》）、《论近代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源》（2014年发表于《法学家》）、《民初行政诉讼法的外国法背景》（2015年发表于《清华法学》）等，目前回看都已在为后来的学说史研究打下基础。至贵松老师和其学生于2015年点校出版《钟赓言行政法讲义》，对民国时期行政法的溯源研究和学术关注，甚至在其引领下已蔚然成风。再看其后来在“依法律行政”这一主题下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例如《依法律行政原理的移植与嬗变》（2015年发表于《法学研究》）、《论法律的法规创造力》（2017年发表于《中国法学》）、《论行政法上的法律优位》（2019年发表于《法学评论》）、《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的结构变迁》（2021年发表于《中国法学》）等，在写作风格上又都已基本形成在追本溯源、明晰观念继受和发展演替的基础上，再展开本土讨论的方法自觉。而到其最新的论文，例如《行政强制措施的谱系》（2022年发表于《清华法学》）、《公权论的中国变迁》（2023年发表于《中国法律评论》）《行政主体论的中国变迁》（2023年发表于《法学评论》）、《中国行政法学的涅槃重生》（2023年发表于《法治社会》），又基本都是这本62万多字的《学说史》中的精彩篇章。

但治史的难度除了在于要在细密繁复的史料中不断查找翻检外，还在于它实在考验研究者对学科的整体性和全面性了解，用贵松老师的话说就是“知识面和眼光”。纵览整本书的目录，除了第一章和第二章脉络性介绍从清末民初起行政法学因承袭日德的萌芽，新中国成立后因苏联法的引入而发生的转轨，再到特殊时期因法律的彻底虚无而导致的学科寂灭，最后是改革开放后行政法学的涅槃重生（“寂灭”“涅槃”皆为贵松老师语），第三章到第七章基本都要深入到诸如基本原理、行政主体、公权学说、行政裁量、行政行为等学科的专题内部作更细致的观察和梳理。哪些问题应该在每章的项下出现，在具体领域的学说演变中值得认真对待的学术争论和观念交锋有哪些，将其汇集整理起来又会呈现出大体怎样的脉络变迁，争论焦点指向何处，在争论之后又会形成什么样的观念共识，甚至于如何准确评价每位被写入学说史的作者的观点，都有赖于一个学者对学科的整体把握和敏锐洞察。学者一般都带有自身的局限性，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每位学者能聚焦深入的也就是学科中为数不多的领域，所以要铺排和剖析覆盖广泛的各个具体领域的学说发展历史，既是考验也是挑战。所幸贵松老师一向都在积极扩展自己的思考边界，也很少自封于已经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这本书也可说是凝聚了迄今他对行政法学科的整体性认识。

贵松老师在书中写，他书写此书的目的在于，“藉由学说史澄清许多问题，知道我们曾经走过哪些弯路，知道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到目前的”，“所谓固本浚源，才能守正创新”。但除了在斑驳复杂的史料中勉力呈现出每个具体专题的发展脉络，乃至自清末民初起踯躅至今中国行政法的体系塑成外，在我看来，本书至少还在如下方面对学科研究有重大贡献：

第一，它会在更大程度上指明分歧、凝聚共识，由此促进学科研究的整体性提升。如前面所写，我们许多时候的无效研究和重复研究实则都在于，我们对于学科的学说演进过程并没有全面了解，而片段式截取和凭空性创造又会造成更多的概念混乱，我们花了许多时间与彼此商榷，但脱离了发展背景的商榷所引发的却是更多的观念谜团。以我自己研究的行政行为领域为例，欧陆行政法的“阿基米德支点”在我国行政法中究竟应用“行政行为”“行政处理”还是“行政决定”来指代，至今未有定论；在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上，究竟是应采以日本为代表的“公定力说”还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存续力说”同样聚讼纷纭。而纷争未决的很大缘由也在于我们对于来路并不明了，归途也就自然不够清晰。而在阅读完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后，我虽不能对贵松老师在此处的所有论断都表明赞同，但这部分的书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我作为专研者的认知空白，也在脑中形成了相对清晰的中国行政行为的概念和学说发展图谱，甚至可以从他者的视角检讨自身的研究不足。

第二，它会在未来和迄今已有的经典行政法教科书一起成为行政法老师和学生必备的工具性典籍。历史永远在现实的重大构成，但现有的教科书或者只是在绪论部分简单交代学科发展，或者在部分章节简要介绍此前的观点演进，这就导致老师教学时总会陷入概念选择而难以周全，学生在学习时又会囿于观点分歧而无法形成对学科的体系性认识。从这个意义而言，这本书在未来会像诸如《德国公法史》等书籍一样，成为我们进入中国行政法这门学科的“前理解”，也会成为学者在展开各自研究时的导引图，它是中国行政法塑成的生动记录，也是后继者继续前行的重大指南。

第三，它提示我们这些研究者我们都身处学科的发展历史中，前人的探索值得被认真对待，但作为后继者的我们同样肩负让这本学科枝繁叶茂蓬勃发展的使命。一向冷静克制的贵松老师在后记中写，“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一代代行政法学人都不曾背弃法治国家的理想和目标，都在传承法治行政的经验和智慧”。他自豪于可以将前人的不懈努力凝结在笔端并呈现于世人，而我在阅读本书时的体会却是，自我读本科时起我们就已经处于行政法学遭遇重创后的高速发展期，几乎每个子专题的精彩讨论都在上世纪90年代后展开，而作为作为身处这个时代的学者，在阅读这些篇章整理时，也仿佛涤荡在历史的长河里，千帆阅尽，斜晖悠悠。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名字偶尔也出目前这部著作中时，更会超级的感动，仿佛自己也成为这个漫长画卷中的组成。

当然，就像在后人在读《史记》时处处可读到司马迁，但司马迁却不能将自己列入史册。贵松老师自己在治史时大致也想最大限度地使自己隐身，因此，即使是在他专研的领域，例如法治行政的原理、行政裁量的观念等部分，他也只将自己放在脚注里或是隐身于对他人观点的点评中，但了解行政法学科发展历史的学人，当然也了解他本人对于当代行政法学的贡献。他在结语里写，“我为前人作传，汝当奋勇前行”，我也戏谑地说，你既包括在前人中，同样也应是继续前行的汝辈。

新书付梓对所有学者来说都是欣慰又兴奋的，尽管其中或多或少都包含了遗憾。贵松老师在后记里写，我“也清楚目前的书稿还不够理想，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水准，但也可能说明，目前自己的能力仅限于这一水准了”。这句话当然是贵松老师的自谦，但让人感动的又是这段书写背后的含义：对于本书实则我也已尽全力。

我每次给学生讲论文写作时，都会说到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的那段，“回头重读从前的作品，缺点总是随处可见，不过我也基本认为，在写那部作品时，自己肯定没有本事写得更好了。由于我清楚，在那个时候，我倾尽了全力，投入了我愿投入的全部时间，倾注了我拥有的全部能量……所以，我可以满怀自信地断言，大致不会发生日后懊恼的事情。由于说到底我们能够带进坟墓里去的，也只有尽心尽责的满足感，以及拼尽全力的证据”。同为作者，这段话和贵松老师的后记意思大抵相当，看后还是让人为一个学者的持续专注和尽心竭力所鼓舞和感动。

最后还是要再次祝贺贵松老师的新书出版，希望有更多读者与我一样从这本书中受益，也祝福贵松老师未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版。

中国行政法学说史

作者：王贵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装帧：精装

字数：628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