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的胜利让法国人能够在1795年迫使荷兰人、普鲁士人和西班牙人退出战争,可奥地利人和英国人还在继续作战。1796年,27岁的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将军征服了意大利、在此影响下,《坎波福米奥条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于1797年10月签订,为欧洲大陆带来了和平。随着法国吞并比利时、占据莱茵兰,还将荷兰共和国和北意大利编组为卫星国,法国人成为西欧和南欧毫无争议的霸主。只有英国人依然未被征服,但那已经足够让大陆回归和平,进人一段休战期了。
波拿巴于1798年远征埃及,把俄国首次拉进了这场战争,也给了英国人在尼罗河海战(1798年8月1日)中歼灭法国地中海舰队、暴露法国实力脆弱一面的机会。其结果就是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这场战争在1799年开始,把革命逼到了崩溃边缘。
分别位于政治光谱两端的两位观察家一埃德蒙,伯克和罗伯斯庇尔一早在多年前就预测革命将以军事独裁告终。他们的预言之所以会应验,是由于为期太久的战争自然导致了国家的军事化。全民动
员参与战事和对无敌公民士兵的崇拜催生了对军事价值观的美化,《马赛曲》(Marseilaise)就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证,它是全世界所有国歌中最军国主义、最嗜血的一首。在战争初期,巴黎政府对它的将领们保持了严格的管制一一实际上,将军们死在断头台上的可能性要比与敌军交手时战死高得多。只是在热月政变和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文官们的掌控才有所放松,将军们则开始变得坚定自信。1795年10月,军人展现出了干预国内政治的能力,当时,由波拿巴将军指挥的
部队“用一阵葡萄弹”驱散了一帮保王党群众,而在1797年,督政府又凭借军队的协助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变。
波拿巴无可争议地成了共和国最成功的将领,他也成了最有资格终结共和国的人。1799年10月,波拿巴刚从埃及回国,就立刻联合革命政治老手西耶斯Sieyés) 密媒政変。他们在 11月9日 (雾月十八日) 发动了政変。混乱持续了两天,督政府最终还是被推翻了,取代它的是“执政府”。
这时,波拿巴已经抛弃了早年曾赋予他雅各宾党名声的激进主义。1796—1797年在意大利的经历让他产生了对激进政治原则的深深怀疑。实际上,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他想要的是这样一个政府:
政策由位于中央的唯一指导意志决定,而后由职业官僚付诸实施。由于意识形态在这个国度的过度饱和状况已经持续了长达10年,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全国的认同。伤口依然没有愈合,神经依然紧绷,只有位于政治光谱两端的极端分子才希望将左右之间的斗争进行到底。
因此,波拿巴成功的关键,就是他能够混合两种看似无法调和的理想:自由与秩序。他靠的是表面给自由、实际重秩序的手段。革命修辞背后的独裁意志远远强过任何旧制度君主的意志。为了完成功业,他利用了全民投票,全民投票很中他的意,他可以借此把自己已经决定好的事呈现为大众的选择。通往独裁的每一步一1799年的执政府、1802年波拿巴被任命为“终身执政官”、1804年建立帝国—
都披上了全民投票的民主外衣。一则逸闻提到有位将军告知他的士兵,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支持或反对新帝国,但第一个投出反对票的士兵会被拎出来枪毙,这就是投票的实质。一个规模庞大但实质空虚的代议制机构也以类似风格在中央被创建出来。1802年,波拿巴对他的批评者进行了清洗,此后,民众不过是给第一执政的决定盖戳的驯服橡皮图章罢了。
新行政机构的关键人物是“省长”,每个省都设有一名省长,由于吞并比利时和其他征服成果,法国现已拥有8个省。这个新行政机构拥有现代官僚制度的诸多特征:分层、统一、职业化,官员领薪水且受过训练。不过,这毕竟还不是一种英才管理,由于在决定任命或提拔时看重的是对波拿巴的个人忠诚,这让它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封建门荫制度。那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必定会得到很好的奖赏,省长每年可以拿回家2万法郎,这是相当丰厚的薪水(相当于普通工匠年收人的大约40倍)。他们的社会组成既表明了波拿巴决心终结革命的平等主义,又说明了他对有产者的个人偏爱,在1800—1814年的281位省长当中,有不少于100人来自旧制度下的贵族家庭。
尽管有一或许正是由于—一这种贵族特色,新的行政制度运作良好。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要是以有效服从中央命令为标准评定治理水平,那么法国从没被治理得像波拿巴时代这么好。每个人都喜闻乐见的是波拿巴夺权后迅速改良了公共秩序。旺代在明智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下最终被平定,罗讷河谷的宗派仇杀告一段落,各地的盗匪也遭到镇压。省长和他们的下属出色地通过了强制征兵能力的决定性考验,至少在政权初期的确如此。政府修复现有道路,修建新的大道,人们迫切需要的交通改善终于实现了。之前一连几个革命政权遭遇的另一个重大失败是财政,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在督政府的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受益于经济持续恢复的波拿巴建立了法兰西银行,稳定了币值,提高了岁入,使国债规模得到了控制。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尽管这代表法国的财政状况已经明显优于18世纪90年代的混乱时期,但是它依旧不够好,为了维持战争,法国与自己的大敌展开了收人竞争,可它依旧落在后面。在拿破仑战争的高潮阶段,大不列颠的人均纳税额高达对手的三倍。
为了恢复被革命撕裂的国家和大洲的秩序,波拿巴在寻求和解时拿出了他最具政治家风范的表现。他只放逐了不可和解的保王党人和雅各宾党人,并鼓励其余流亡者回国,团结到他的政权周围。正如省长名单中出现的贵族姓氏所示,这一政策取得了毫无疑问的成功。不过,他在和解上取得的最大胜利是根据1801年的《教务专约》(Concordat)与天主教会媾和。他依靠这一击从反革命分子手中夺取了最有力的吸引要素。庇护七世准备接受的条件中还包括承认已没收教会财产和教会从属于国家,这在必定程度上说明了教廷自1789年以来遭遇的灾难之大。尽管波拿巴过了头的野心最终导致了新的分裂,但在中短期层面,《教务专约》还是极大地加强了他对法国乃至整个天主教欧洲的掌控。
他的其他重大成就还包括颁布了六部法典,1804年的《民法典》是第一部,也是最重大的一部。它在1806年更名为《拿破仑法典》,将法典归在他个人名下不无道理,由于拿破仑的确主持了起草委员会
的大部分会议,也给最终文本打上了清楚无误的个人印记。这部法典被输出到欧洲诸多地区,它成了欧洲近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一部法律文献。由于波拿巴个人的保守主义反映在事关财产、女性、家庭和地产继承的条款上,法典也时常遭到诟病。毫无疑问,这些局限性会与某些普遍人权产生冲突,不过与旧制度下法国那有着大约40部法典的混乱状况相比,《拿破仑法典》是理性与平等的模板,那些心怀感激的接受者也同样认可这一点。
对同时代和后世的人们来说,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看上去是一个分水岭,它隔开了旧制度与现代世界。正如我们所见,这个观点颇有道理。鉴于在欧洲的诸多地区许多事情极为迅速地发生了,得出的确已经发生剧变的结论是相当自然的。不过1815年后,尘烟散尽,许多重大事项要么变化极少,要么毫无变化。1789年之前的法国社会由一群精英显贵主宰,其中一些是贵族,一些是平民,而且所有人都是富裕的地产主。1815年后也是如此。一些贵族陷人破产或走上断头台,但有更多的贵族毫发无伤地通过了考验。天主教高级教士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公务员的数量和威望也都有所上升,但人人都说路易十八的法国酷似路易十六的法国。法国如此,欧洲其他地区更是这样。实际上,认为革命历程反而加固、延长了土地贵族对社会、政治权力的掌控,似乎更有道理。
经济也没有猛然跃人现代世界。23年几乎未曾中断的战争扰乱了法国経済、 而没有使它现代化。英国対海洋的掌控摧毁了法国经济在革命前最进步、最有利可图的部分一一海外贸易。尽管制造业在大陆封锁造就的贸易壁垒后方繁荣发展,但是多数受益方的发展并不自然,等和平重新到来后,它们还是不能在英国竞争带来的无情冲击中幸存下来。1789年时,英国工业化和法国工业化就不在一个层次上,1815年时,二者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到不可逾越。实际上很难避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革命给法国经济加上了一副枷锁,法国在步入20世纪之后很久才得以摆脱。1815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就人口而言,法国落在了美国、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之后;就工业生产而言,法国被美国、德国和英国甩在身后;就实际人均收人而言,瑞士、荷兰、比利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大英帝国的若干部分也超过了法国。
真正被法国大革命改变了的是政治。革命者以惊人的速度创造了一整套新政治文化,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和欧洲最自由化的政治相去甚远。它基于国民主权原则,是一种历史短暂但前程远大的意识形态,由于它将现代政治的三个强劲的抽象概念一国家、民族和人民——包进了同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包裹当中。对大众参与的强调随之而来,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以及示威、游行、私刑、俱乐部、露天表演和各类公民仪式,法国人民宣布自己已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此外,革命意识形态中所用的概念与语言被有意赋予了普世性,欧洲其他国家也不得不端坐留意法国革命。
让革命者大为失望、让旧政权大感欣慰的是,在法国之外,对革命的效仿很少超出进步知识分子的团结宣言。法国大革命曾是独特的,也依然是独特的。战争将革命带到了外部世界,而且是以破坏性
的效果带去的。革命政权进发出的力量强劲到足以摧毁过去一千年中令欧洲多少得以保存完好的古老制衡体系。除此之外,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在战争带来的破坏中摇摇欲坠,竟到了它们的殖民帝国土崩瓦解的地步。尽管意大利在1815年经历了旧制度的某种复辟,时钟却再也不能拨回去了。1796年后,意大利的边界时常发生调整,拿破仑也创建过一个“意大利王国”,这就意味着——套用梅特涅的说法一这个国度再不能仅仅被人当作“一个地理概念”了。比利时人也经历了许多,因此,他们在1815年之后不会温顺地屈从于荷兰人的统治,1830年,比利时人最终脱离荷兰,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
不过,最为重大的变化还是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欧洲温和中心的毁灭。在过去,虽然它时常受到内外敌人的威胁,但是它有自我调节的机制,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摧毁它。像查理五世、斐迪南二世或路易十四这样怀有大志的霸主最后都精疲力竭地选择退后。是革命军队迸发出的前所末有的力量, 再加上军队政治主人的雄心和愚行、才让帝国走向最终灭亡。这并非拿破仑一个人的责任,但他必须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他的想法是:急剧减少欧洲德语地区的政治实体的数目会让这个地区更易被操控,就短期层面而言,他是对的,可就长时段而言,他就大错特错了。他在被征服的德意志人身上施加诸多羞辱和剥削,激发了极大的报复。在1813—1815年,德意志人只索取了一部分报偿,而真正的复仇要到1870—1871年才会出现。到那时,有一件事也变得十分明确:他对德意志传统的攻击为这个国家成为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度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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