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是从“地摊文学”开始的：莫言的《丰乳肥臀》和金庸的《神雕侠侣》放在一起；间或有加斯东·巴什拉的《梦想的诗学》与亨利·米勒的《情欲之网》。它们摆在河道市场的一侧，几近干涸的溪流在水泥封固的河床中间象征性的流过。四周的天际线是“三线建设”选址的巍峨群山，汽车工业就隐藏在中国腹地山间的各个沟壑里，这个在古老汉江边上的新兴城市，也因此被称为车城。
这是1990年代的场景，事隔二十多年了依然记忆犹新。许多与我一样的70后，在大学校园里为一个更好的未来奋斗。一部分人专心致志地攻读专业；一部分人爱好足球，每周都买《体坛周报》；一部分人开始混迹社会，传销也不免侵袭到大学校园，我甚至也去听了几堂课，唯一的收获是如何克服羞涩。
走到大街上，银行铁拉门上的横幅召示着金融和骗术交相生成，内容大致是“清理三角债”、“禁止高息揽存”、“防止民间高利贷风险”之类的。那时刚刚有传呼机，许多人能快速收到股票的动态，似乎发财的美梦就在不远的前方。
无数的文学描绘过“都市化”的场景，作家们刻画了一个感官世界和可以达到的未来。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描述了于连从外省到巴黎的一系列命运转归，他的出身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摊货”，父亲是木匠，而他在家里因不会干活而被瞧不起。但于连终于因引荐而好运连连，他跻身上流社会的餐桌与榻边，并且以征服女人为乐事，不过最终的结果却被上流社会的阴谋所挫败，误了区区性命。
1997年上映的《The Red and The Balck》电视剧版，Kim Rossi Stuart饰演于连 图片：On Being Wild
背景、出身，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其重大的资源。恰恰不幸的是，于连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不过他却缺少这种资源，又有谁可以甚至真诚地庇护他呢？
这就象“地主”和“地摊主”是两个概念一样。地主拥有自己的产权，他可以出租，收割，躺在地契上睡大觉。而地摊主十分可怜地拥有两个平方米的临时经营权，他的一切经验都建立于这个两平方米之上。他不仅要应付流动顾客的各种“检选”，同时还要预防城市管理者对他临时权力的剥夺与收回。于连最终成为上流社会的弃子，源于他毫无根基，除了一腔热血与显而易见的才华之外，他还有什么可以使人不加害于他的呢？
“都市化”是“现代性”的一大主题，在作家的心目中，都市化是海明威笔下的《流动的圣宴》，是福楼拜笔下那个包法利夫人所寻觅的贵族领地，也是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津津乐道的上流社会。不过“都市化”又有另外的一面，它需要一个庞大的劳动力阶层为其提供设施与服务。如果“都市化”把这样一个阶层都赶出去，或者抽干了，那这样的“都市化”不过是塑料花一样的干燥和无趣。
海明威在书中《流动的圣宴》提到过的巴黎街道Rue Mouffetard 图源：LULU Escapes
无论是在经典小说还是在对过去现实的温故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真理：时代似乎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但又实际上一切都在自我重复之中。至少“地摊”消亡的速度，不至于让我们觉得很悲观。
这就像中国的农民，不管去了哪里，只要没人管，就会开辟一块菜园，或是种点庄稼。地摊就是城里低收入者的自耕地，一有风吹草动，就不见了；可一旦没人管，就又各有各的活路。
既便肃清了城市道路边上的所有障碍，“地摊”依旧顽固地存活于网络之中，那些在网上开网店的小业主，在没有做大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网络地摊”的一种形式而已。他们叫卖的吆喝声变成了朋友圈、亲友团。
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来看，“地摊”应该放到哪个版面？是“民生版”、“经济版”还是“娱乐版”？显然，地摊经济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地摊谈不上经济，它的规模或许可以很大，但它又是微碎的，很难成为一个集团。反而是为地摊服务的经济，成为一时的热点，如在香港上市的五菱汽车，所设计的“地摊车”便供不应求。这就像挖比特币的人没赚到钱，卖挖矿机的人却赚到了；做直播带货的人没赚到钱，卖直播灯的人却赚到了。
6月4日，山东省青岛五菱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展示了“地摊车”的后车厢。图源：Caixin Global
如果把“地摊”放进“娱乐版”，就多少有拿人家的生计开玩笑或借机取笑与自嘲的恶趣。当然，人活着有各种不易，借此机会拿他人或自我开涮一下，也未必不是社会情绪的“减压阀”。不过如此以来，则容易让我们忽略掉那些视此为正经营生的穷苦个体，他们被中等收入者的娱乐的、虚假的信息所掩盖，而他们真实的诉求与声音，则几乎没办法传递出来。
所以说，对于一个严肃媒体而言——如果还有的话——则应该将关于“地摊”的信息传达放在“民生版”。它不仅是城市的烟火气，也不仅是景区的景色线，更不是文艺青年摆摊找乐子，它就是普通生存者一天不卖点东西、一天就吃不饱肚子的日常生存状态。
摆地摊用经济手段是行得通的，但搞经济用地摊手段是行不通的。经济要搞好，不是导流、不是推波助澜，也不是催生热点。有热点就有冰点，永远有你关注不到的事情，那还不把自己累死。倒不如开放，引入自由竞争。让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去进行自我调节。如此以来，资本、人才流动的效率反而最高。
不过，一代人的宿命纠结于天气与地摊，这是必然的。
目前，摆地摊的人运气来了：他从未获得过如此高的曝光度；也从未想过上市公司也会来蹭流量；装穷、哭穷、嘻嘻哈哈的人也跑过来凑热闹；甚至也会影响到股市和大量相关的题材。
难道说我们在被互联网绑架的同时，也不得不被“地摊”绑架吗？就像前一轮失业潮时，我们鼓励万众创业，自己养活自己、彼此养活彼此。这一轮失业潮，也许“地摊”将成为一个最大的关键词。
必须记住的是，当我们回忆起歌颂伟大的互联网时，回过头来发现它不过是一门生意。互联网正在抹平一切生态和业态。它由早期的“工具型”向中期的“统治型”发展，未来会出现“垄断型”的局面。这是借用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的分期。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97年在杜佩奇大学关于《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的演讲 图源：College of DuPage/YouTube
我们的互联网所鼓吹的迭代，不过是试错。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变革，不过是优化体验和增加自动化效率。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不过是为了跑到规则制订者的前面，并且希图自己成为规则制订者。
一边是互联网引领的人工智能前景，一边是楼底下摆地摊的艰难岁月。正是在这样魔幻现实的双重场景下，我们发现有些东西在变，而有些事情，根本没变。
波斯曼忠告说：“至少对所谓进步观念抱怀疑态度，不把信息和理解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渴望“现代性”，进入一个现代性的国家，拥有令人迷醉的都市化生活，并且，哪怕渴望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时，我们也依旧要怀想波斯曼所说的：“理解神圣和世俗的差别，不会为了追求现代性而漠视传统。”
“地摊”在我们这个世代扮演了贫富差别分界线的角色。也是富人为穷人留下的应许之地。目前看来，假若没有当年“地摊文学”的哺育，一个作家的成长与发育，或许也会迟缓许多。如果我们目前仅仅在概念上去辩析利害与好坏，如果我们遗忘那过去的温情记忆，我们的传统也会更快速地消亡，直至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铲除的。
肯尼亚内罗毕的街边书摊 ，这些书摊一般位于市区繁华街道上。图源：HapaKenya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更早的记忆停留在妈妈领着我和弟弟去县城，我们在半路上走累了，找到一个摆馄饨摊的地方坐下来。和《一碗阳春面》中的情景很像，我们三个人吃了一碗馄饨，而且每个人都说自己吃饱了。那种因匮乏而产生的深刻记忆，以及那种因吃不饱而产生的美味幻觉，竟然会相伴于一个人的一生。
经济指标是粗暴的，它必定会剥夺人内心的幸福感。不管给国民发多少钱，或是提高多少的福利，他是永远嫌少的。这是一条不归之路。谁也没有办法停止。尤其是专家发现，每一次印钞票，都会导致贫富差剧进一步加大。
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关注街头的每一个路人，我们要尝试理解他。这需要一种关怀的本事：如何把一幅世界地图看作是一个地摊而已。
撰文 胡赳赳
编辑 Chris Wu
头图/封面 MUNIR UZ ZAMAN/AFP |
Getty Images
编排 C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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