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一百年来，无数革命先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也迎来了我国著作权法发展的春天。
实践中，我们也常常把著作权称为版权，实则版权原来是英美法系的概念，著作权是大陆法系的概念，具体的概念内涵会有所区别。但随着两大法系的相互借鉴融合，两者的界限也日益模糊，一般情况下可以相互替代。我国著作权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这在现行有效的著作权法中是有明确规定的。
1.1950年颁布的《关于改善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著作权(版权)保护有关的第一项法令。
1950年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关于改善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及出版权，不得有翻版、抄袭、篡改等行为。”《决议》还规定：“稿酬办法应在兼顾著作家、读者及出版家三方面利益原则下与著作家协商决定。尊重著作家的权益，原则上不应采取卖绝著作权的办法。”严格说来，这只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涉及著作权的法令，虽然没有上升到基本法的高度，但是解决了建国初期的作者权益保护问题，在新中国著作权的保护史上具有重大地位。
1953年，国家出版总署又公布了《关于纠正任意翻印图书现象的规定》，其中指出：“一切机关团体不得擅自翻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图片，以尊重版权。”再一次明确了国家尊重版权的态度。
2.1984年颁布的《书籍稿酬试行规定》，比较系统地规定了作者著作权经济权益的保护。
1984年颁布的《书籍稿酬试行规定》，解决了作者基本稿酬偏低的问题，将基本稿酬标准提高一倍。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也是法院解决稿酬纠纷的重大参考标准。该规定虽然主要内容是关于书籍稿酬的规定，但是在必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于作者出版权、翻译权、改编权、选编权等著作权经济权益的保护，同时对已故作者稿酬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该规定是新中国著作权法颁布之前关于著作权保护的重大法规。
3.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首次以基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公民、法人享有著作权。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九十四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享有著作权（版权），依法有署名、发表、出版、获得报酬等权利。同时《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还明确规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民法通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明确规定著作权的基本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4.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著作权/版权专项保护法律。
该著作权法从起草到审议通过，历时十一年，凝聚了一代人的心血。该著作权法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保护著作权的专项法律。该法共分六章，分别从总则；著作权；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法律责任；附则等六个方面确定了我国著作权法的基础框架，奠定了我国著作权保护的基调。
5.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一次修改，对作品的类型进行了扩充，并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了修订，进一步保护了著作权人的权益。
此次《著作权法》修正，主要有以下几个亮点：第一，对著作权人的各项权利，尤其是著作财产权分别做出了规定。并顺应时代要求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权利人实现权利、维护权利提供了必要的保障；第二，扩充了作品的类型。按照《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将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建筑作品列入法定受保护的作品类型；将工程设计图等纳入图形作品的保护范围；同时加入杂技艺术作品以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第三，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了修订。1990年《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范围过宽，2001年修正将“（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节目或者新闻纪录影片中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改为“（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将“（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已经发表的社论、评论员文章”改为“（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明确了新闻出版中合理使用的范围，并将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出版录音制品从合理使用中剔除，进一步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6.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次修改，为著作权的出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此次《著作权法》修订的主要缘由则在于2009年WTO专家组裁定我国《著作权法》第４条不符合《伯尔尼公约》和《知识产权协定》，修订后的《著作权法》第４条改变把原有“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修改为：“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赋予了违禁作品必定的著作权权益，但是明确其行使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六条：“以著作权出质的，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这一修改为著作权的出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利于著作权的市场运营和管理。
7.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引入视听作品，将著作权的法定赔偿额上限由五十万元提高到五百万元。
2020年11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正历经三稿，征询了社会各方的修改意见，最终成文，实属不易。笔者不才，也和上海律协文化传媒研究委员会（以下简称律协文传委）同时对此次修正提出了一些提议，所幸大部分被采纳，深感欣慰。
本次修改有几大亮点：第一，完善了作品的定义，将作品定义由“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改为“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必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修改后的定义把司法实践中作品的要件之一“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改为“以必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有效地解决了音乐喷泉、烟花秀等新生事物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第二，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修改为“视听作品”，有效地涵盖了最近两年火爆的短视频等新的视听作品形式，填补了作品保护的空白；第三，修改广播权有关表述，以适应网络同步转播使用作品等新技术发展的要求；第四，将著作权的法定赔偿额上限由五十万元提高到五百万元，在必定程度上抑制和打击了著作权侵权行为。
回顾新中国著作权法过去三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作为一名致力于著作权法律服务的律师，笔者内心十分感触。新中国著作权法发展的三十年，也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十年。现行的著作权法是我国现代经济发展的结晶，也是许多法律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著作权法的日益完善也促进了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我是@法里法外，法里分享法律知识，法外关注社会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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