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有三件事：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拿破仑·波拿巴
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聚焦表现。”这一论断目前依然完全有效，由于经济是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主要推动力。若再加上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可以用三段论的形式得出结论：战争也是经济的延续。
可以大胆地说，经济现实决定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其中也包括战争政策（例如，建立海军主要是为了保护商船队）。同样地，今天的国际政治也可以被描述为经济的产物。
德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格利茨认为，英荷石油巨头亨利·迪特丁的财政支持对希特勒的崛起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位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总裁之所以支持希特勒，是由于他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坚定敌人，而布尔什维克政权占有了壳牌集团在巴库（阿塞拜疆）的石油勘探基地。格利茨还指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年），美国德士古公司为佛朗哥政权提供了所需的全部石油。作为回报条件，佛朗哥政权不仅偿还了拖欠德士古的债务，还使德士古获得了常年在西班牙独家销售石油的垄断权。德士古时任主席——石油巨头托尔希尔德·里伯为这一行为辩解，称他们必须像共和党人赢得南北战争那样阻止苏联石油涌入西班牙市场。
各国甚至在战时也采取经济措施，以便为和平的到来做好准备。比利时外交官雅克·德·洛奈回忆说，1944年8月10日，来自克虏伯、劳士领、莱茵金属和大众汽车等公司的德国工业代表在斯特拉斯堡会晤，讨论德国战败后，各家公司如何保护其工业资产。在第二次会议上，德国军备部的一位特使敦促工业代表尽快在国外建立秘密基地，为战后发展做准备。
2001年美国反恐安全小组主席理查德·A．克拉克说，经济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大。“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第一关注的是恐怖袭击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他的第一批指示都发给了对维持经济发展至关重大的企业，例如银行、证券交易所、航空公司等。尽管华尔街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总统下令，要求一切尽快恢复正常。
在一项联合研究中，马朗什和外交官戴维·A．阿德曼说，意大利曾与利比亚建立密切关系，由于卡扎菲在意大利投入了大量资金，是菲亚特汽车公司的主要股东。2013年，阿卜杜勒·法塔赫·阿西西将军通过政变上台后，一些欧洲国家与埃及政府保持密切经济联系也是出于这个缘由。
阿富汗的鸦片生产也是一个经典案例。罂粟长期以来一直是阿富汗人的传统作物，不过在塔利班执政期间，执政者认为种植罂粟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禁止人们种植罂粟。不过令人惊奇的是，自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以来，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却连年增长，达到创纪录的数字。据说，美国军队曾编写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其他作物可以取代罂粟，其中最能带来利润的是棉花。这是由于阿富汗的气候超级适合棉花种植。但是，当美国棉花生产商得知这一计划后，马上设置一切障碍以阻止这个项目的启动，由于质优价廉的阿富汗棉花将与美国本土棉花形成激烈竞争。
占领市场和控制先进技术越来越重大。可以说，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时，经济武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常规武器。
经济也可以对国内政策产生同样重大的影响。法国地理政治学家弗朗索瓦·蒂阿尔将分离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富裕地区利用各种借口，寻求摆脱贫穷地区的过程。这不过是一种驱逐被剥夺权利之地区的集体利己主义形式。
三个支柱：自然资源、能源和技术
温顺的人将继承土地……但不是土地上的矿权。——保罗·盖蒂
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产物，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让许多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苏联曾一直遵循传统的按需生产原则组织管理生产和经济，但是苏联解体后，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来管理经济和组织生产。
在西方国家，商业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占有重大地位，经济以追求利润为中心。为了追逐这些预期的利润，公司和国家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销售，而且越多越好。为此，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各国要获取、维持和扩大可靠和稳定的市场。
为了获得“可销售”商品，各国还需要一系列的要素，这些要素对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获取利润至关重大，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如矿物、木材等）、能源（主要是化石燃料和电力）和技术。由于这些要素是稀缺的、令人垂涎的，所以也是战斗开始的地方。就自然资源而言，其类别是广泛的，包括工业生产能源或高科技产品所需的战略性矿产。
到18世纪下半叶，随着机械化的引入和推广，尽管有一些畜力的辅助，但是动力基本还是来自人类。因此，在大国征服别国的过程中，掠夺奴隶与获取资源成为同等重大的目标。从工业革命开始，对大量需求的原材料（橡胶、矿物等）和能源（蒸汽机械用煤）的争夺成为一种常态。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加速发展的工业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根据法国地缘政治学家蒂阿尔的说法，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开始进入非洲，目的是控制工业发展所需的矿产和能源资源，甚至是农业资源。蒂阿尔认为，大国之间为控制非洲资源而引发的经济矛盾，是造成非洲大陆冲突的主要缘由。他还补充说，乌克兰已经成为美国及其盟国与俄罗斯展开竞争的舞台。美国及其盟国的主要动机是阻止俄罗斯进入黑海地区，以免其争夺克里米亚并控制乌克兰境内的重大自然资源。蒂阿尔和拉彼威尔还指出，北极的核心问题是石油和矿产财富的分配。他们认为，美国正在努力使未来在格陵兰岛上的任何自然资源勘探、生产和贸易活动都由美国公司进行。目前格陵兰岛最大的企业是美国铝业公司。这家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原铝生产商之一，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军事装备、航空航天、运输和建筑行业。
就矿产资源而言，有一系列可能导致紧张局面的问题：许多自然资源稀缺；即使某种资源储量丰富，但因地形复杂、运输困难或环境问题，开采成本很高；矿产资源一般掌握在一个国家或一小群国家手中，而且一般位于不稳定且容易爆发暴力冲突的地区；对工人来说，采矿工作也威胁着身体健康。出于上述这些缘由，获得能够持续供应“战略矿产”的良好矿藏是各国及各跨国公司的优先战略。
纵观历史，根据时代需求的不同，人们对“战略矿产”的定义也不同。铜和锡曾是重大的战略矿产，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被铁和煤所取代；而如今，铀、铜、锰、锗、铍等都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矿产。大国积极储备“战略矿产”，以便在爆发剧烈冲突导致矿产供应被完全切断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两到五年的工业生产。尽管在当前政治经济背景下，我们应该从持续的国际经济斗争角度而不是从假设的国家间冲突角度来看待“战略矿产”，但是“战略矿产”一词仍常常被理解为与军事或战争有关。只要最终有利可图，一些大国和企业就愿意付出巨大代价甚至挑战国际法。获得关于某些矿物生产和贸易的可靠数据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有些国家故意将这些信息隐藏起来，以防有人对其进行详细分析。例如，在美国的官方文件——地质研究所每年出版的《矿物年鉴》中，美国政府承认用于微电子、电信和航空航天行业的一些矿物的交易信息都是不公开的。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外交消息说明了这些矿物的重大性及其矿藏资源的地理位置。这份时间为2009年的消息，记述了对美国至关重大的自然资源，以及可以找到这些资源的国家，其中是这样描述的：几内亚的铝土矿，刚果的钽铁矿，南非、哈萨克斯坦和印度的铬铁矿，加蓬、巴西和乌克兰的锰，中国的锗、稀土和石墨，印度尼西亚的锡，巴西的铁，俄罗斯的铀、镍和钯。
另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国家是阿富汗。根据各种研究和报告，在阿富汗的地下有一个巨大的矿藏，其中许多矿物被认为是战略性的，包括金、铜、铁、钽铁矿、稀土、锂、铬、铅、锌、铍、萤石、铌和铀，以及在历史上就以品质良好而闻名于世的宝石。因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显然受到了DynCorp公司总裁斯蒂芬·芬伯格和American Elements稀土开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西尔弗的鼓动，在2017年7月末说：“矿产开采可能是美国继续干涉阿富汗的一个缘由”，“对于开发阿富汗的矿产资源，美国做得远远不够”。
关于能源的地缘政治的最好定义是：控制能源（储备、开采、生产、运输、转化、储存或分配）的斗争。正如政治学家、外交官约翰·G．斯托辛格所解释的那样，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是由于石油。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控制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他将控制世界石油已知储量的一半，这将对西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对沙特领土的防御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运输路线也超级重大，特别是承担了80％世界贸易运输的海运路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市场，就能够在世界占据领先地位。这也就解释了世界上一些地方的战略重大性，如好望角、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地。
目前，石油和天然气依旧是对全世界都有重大影响的燃料，可以满足个人生活需求以及大规模工业消费。不过，在并不遥远的未来，电力可能会成为最重大的能源来源，这意味着谁控制了电能的生产、储存和运输，谁就有可能统治世界。
就技术而言，目前经济斗争的关键焦点是科学技术创新。任何在这些领域没有进行充分投资的国家都有被更发达国家超越的风险。
为了了解未来可能产生自然资源争夺战的地点，我们不妨看看大国探索太空的雄心壮志。在太空探索的新时代里，人们不仅是为了寻找未来人类的定居地，也是为了获取地球上稀缺的资源。行星、卫星和小行星很可能成为“战略矿产”、能源乃至水的不竭来源。踏上其他星球不仅能带来巨大的国际威望，也会显示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技术潜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
只有当人类能登陆火星时，外层空间才算真正被人类征服。在这个红色行星表面，至少有300万立方米的高纯度冰，其下面也可能存在液态水。由于火星与地球具有类似的特征，所以是建立大型永久定居点的理想场所。火星定居点既可以减轻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也可以在发生灾难时作为可能的避难所，还可以成为进一步开展太空探索的基地。
经济与冲突
现代战争已经成为各国开展贸易的方式。——科尔玛·冯·德·戈尔茨
冲突的发生和发展或多或少都与经济因素有关。经济因素既是大多数战争的主要目标或者次要目标，也会对战争的形式产生重大影响。法国社会学家加斯顿·布杜尔认为，1914年德国发动战争，是由于它与其他主要工业强国和出口强国进行经济斗争的成本过高。法籍黎巴嫩裔作家、记者阿敏·马卢夫以及中国军事理论家乔良和国际关系学者王湘穗认为，尽管英国以自由贸易之名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但实际上，战争缘由是中国拒绝为英国操纵的暴利贩毒活动打开大门。英国的贩毒活动，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由国家组织的毒品走私活动。
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准确地分析了战争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美国的南北战争（即内战）主要是由经济缘由而引发的——北方希望发展工业，而南方希望发展畜奴农业。
而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冲突之前，圣雄甘地得出的结论是：对邻国发动战争的开销将比每年处理难民问题的经济负担（大约1000万孟加拉国难民，每天费用约为250万美元）更低。
布匿战争的经济缘由
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使这两个城邦国家都元气大伤。但是，海上贸易中断造成的巨大损失，使得迦太基这个非洲城邦情况更糟糕。作为战败方，迦太基人必须接受苛刻的条件，包括向罗马人赔款3200塔兰特和割让西西里岛。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又爆发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由于经济状况恶化及失去了西西里岛，迦太基人在哈米尔卡·巴卡的带领下，开始向伊比利亚半岛发展。几年后，迦太基人与罗马人在这里又发生了冲突。第三次布匿战争也是由经济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由于之前的战败，迦太基已经失去其在非洲以外的所有领土，还不得不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每年向罗马缴纳高达200塔兰特的赔款。
此外，罗马还禁止迦太基拥有战舰，要求迦太基必须在获得罗马的授权后才能对外宣战；还迫使迦太基接受努米底亚王国的独立，努米底亚人在罗马的公开支持下并利用迦太基的弱点，不断扩张。
有趣的是，罗马制定的这些限制条件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善于经商的迦太基人，由于不能再将积累的财富用于军事目的，就把财富投资到迦太基城的建设当中，使其成为一个发达的商业中心。当罗马长老卡托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访问迦太基时，他看到了一个富足、繁荣和商业兴盛的城市，感到十分惊讶，由于他希望它一贫如洗。这次访问使得卡托认为，按照这个发展速度，迦太基人对罗马人发动新的复仇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从那一刻开始，卡托长老一直尝试说服罗马元老院，在迦太基变得强劲之前对其进行预防性的战争。为了强调对迦太基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必要性，卡托每次在罗马元老院演讲时，都会以同样的话语作为结束语：“迦太基必须毁灭！”
在权力和个人主义的雄心背后，还有一个决定参战的关键性因素——两个城邦之间的经济竞争。迦太基的无花果和葡萄酒等产品对罗马商人构成了威胁，所以罗马商人公开支持发动战争。由于人口的增长，罗马需要新的耕地，而夺取迦太基人的耕地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最后，罗马人找到了攻击迦太基并将其驱逐出地中海的完美借口：迦太基人建造了被和约禁止的船只。
从经济角度看拿破仑的战争
富勒说，英国与欧洲大陆在经济利益方面存在着长期的对抗史。在拿破仑时代，英国需要出口产品以保持其繁荣和强劲，而法国需要保护其不断发展的工业，以实现繁荣并保持其政治权力。为此，拿破仑尝试扼杀英国商业，阻止英国向其他欧洲国家供应商品。英国不能够容忍一个可以威胁其海上霸权且联合在一起的欧洲。因此，英国禁止中立国与法国及其盟国进行贸易。通过这种方式，双方开始了一场最终走向武力战争的经济战争。
这个借口与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后来攻击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借口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西班牙和古巴的战争
美西战争的发生有一个超级具体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一个伟大的新兴强国——美国与另一个明显衰落的大国——西班牙之间的对抗几乎不可避免。这场冲突是为了实现区域和世界的权力再平衡。美国力量的增长使欧洲列强不得不置身于美西战争之外，以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在那个时代，工业革命驱使工业化国家和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要不断获得原材料、能源产地以及产品销售市场。从美国西海岸向中国和日本发展的重大贸易，使菲律宾成为关键的跳板。此外，美国需要从拉丁美洲及其南部各州运输原材料，以服务于美国北部蓬勃发展的纺织工业。问题是从美国南方向北方的工厂运输物资需要通过佛罗里达海峡，而来自南美洲和中美洲的物资必须通过尤卡坦海峡。美国担心西班牙可能通过古巴和波多黎各控制向风海峡、莫纳海峡和阿内加达海峡的海上航线，从而对其商业安全构成威胁。
随着巴拿马运河的建设，西班牙可能会通过封锁这些航线向美国施加战略压力，这让美国的担忧与日俱增，由于通过这些海峡也可以进入巴拿马运河。实际上，在西班牙和美国发生冲突的一个世纪以前，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命运就被注定了。面对欧洲列强所建立的帝国主义框架和殖民地体系，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发展了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是由其前任詹姆斯·门罗于1823年提出的，可以用“美洲人的美洲”加以概括。门罗主义直接反对任何欧洲国家干预美洲大陆事务，任何对门罗主义的挑战都会引起与美国的冲突。这也适用于在美洲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欧洲殖民国家。
当时，西班牙占据着一些对美国的扩张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地区。美国多次尝试从西班牙手中购买古巴，并威胁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就要占领这个岛屿。
随着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海洋战略理论的实施，美国开始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建立强劲的海军舰队。这两个舰队需要通过跨洋水道——也就是后来的巴拿马运河进行调遣。西班牙殖民当局也有过类似的想法，这样就可以在两洋之间不必绕过合恩角运输货物，从而节省时间和成本。为此，美国需要完全控制中美洲及其外围水域，而西班牙在古巴的存在对美国的这个构想构成了重大威胁。
此外，由于古巴的糖产量几乎可以满足整个美国的需求，因此美国的大资本集团一直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控制古巴以便从其繁荣的蔗糖产业中攫取利益。
19世纪的拉丁美洲战争
在拉丁美洲，有一些近邻国家由于争夺自然资源而发生冲突。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发生在1879年至1883年间的南美太平洋战争。这场战争是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由于硝石的开采地而引发的，也被称为“硝石战争”。几年之后，即在1899年至1903年间，玻利维亚和巴西之间发生了阿克雷战争，战争起因是对富含金矿和盛产橡胶地区的争夺。由于与争夺汽车工业的基本原料——橡胶有关，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橡胶战争”。
各国参与“一战”
自1873年发生经济危机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即放弃当时普遍存在的自由贸易，重新实行高关税的保护主义。这种背景导致了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公开经济战争，而这种经济战争无法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同时期，还出现了寻求自身发展空间的新兴大国，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更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欧洲舞台上，德国不仅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在钢铁和化学品等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还拥有了数量庞大、训练有素且有组织的劳动力队伍。这使得世界经济霸主——英国越来越关注德国的快速崛起。英国意识到，德国缺乏能够以低成本开采自然资源的殖民地，因此德国寻求征服新领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当德国人开始建立强劲的海军舰队时，英国的这种怀疑得到了证实。由于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受到威胁，英国开始思考与德国开战，只是缺乏开战的借口。
富勒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由是英国要在工业和商业领域击败德国这个竞争对手。19世纪末，德国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和商船的增加对英国的贸易造成了威胁。更糟糕的是，俾斯麦提高了军队保护对外贸易的能力，以阻止法国海军获取优势地位。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这种情况成了关乎生死存亡的经济斗争，因此，两国的目标都是击败对方。
列宁认为，“一战”爆发的缘由是列强瓜分世界，重新分配殖民地、势力范围和金融资本。实际上，到战争结束时，在主要工业大国之间发生的这场战争，业已影响到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国际关系专家、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雷努文认为，美国于1917年介入欧洲冲突是为了捍卫其经济利益。
“二战”的关键经济因素
在“二战”爆发之前，美国和英国代表了世界的财富力量。根据富勒的说法，这种霸权背景受到了希特勒的挑战。希特勒声称要创立一个脱离容克资本主义的德国。这位“元首”决定拒绝有利息的外国贷款，并将德国货币发行的基础建立在生产而不是黄金储备之上。除了通过易货系统进口和补贴必要的出口外，还提议结束自由交换（根据政治局势在各国之间交换货币和转移个人财富）。但是这对国际资本主义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由于国际资本主义依赖于产生利息的贷款。如果希特勒成功了，其他国家也可以仿效德国，这意味着缺乏黄金的政府会相互交换货物，导致贵金属失去价值。不要忘记，美国那时拥有世界70％的黄金储备。于是，摧毁希特勒的金融体系就成了容克资本主义的目标，因此经济战争爆发了。(1)与此同时，新兴的德国工业需要产品市场。1937年9月，迅速且具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失业。而德国在7年之前，也就是1930年，有1750万人由国家养活，其中1500万人经历了饥饿，但是此时失业结束了，经济开始复苏。
在“二战”中，为了经济利益，德国不得不推行全面的军事战略。根据英国军事史学家巴兹·李德·哈特在《山的那一边》中的说法，在“二战”期间，德国经济巨头对希特勒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夺取高加索地区的石油和乌克兰的小麦，由于这两项资源对于战争来说至关重大。挪威的锰和铁矿床对德国钢铁业来说也至关重大。
德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格利茨表明，早在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就制定了“山计划”，旨在控制含有铁、铜、铅、钨、锡、镍和其他重大矿物的西班牙矿山。特别是钨，对战略至关重大，由于它能够用于加强战车上的装甲。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韩国和中国的矿山关闭之后，德国人在加利西亚和莱昂获得了钨。由于德国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所提供的协助和两国地理上接近的缘由，德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十分亲近。对德国来说，伊比利亚半岛成了钨这一“战略矿产”的主要来源。赫尔曼·戈林向德国专家们强调，要采取行动以便重启由于缺乏劳动力而陷入瘫痪的比斯开钨矿，同时尽快将储存在毕尔巴鄂港口的数千吨矿藏运往德国。
中东的动乱
尽管中东战争一般是由民族、宗教或政治因素所引起的，但总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美国外交官威廉·C．布利特说，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整个50年代，伊朗成了苏联、美国和英国争夺油井和波斯湾控制权的战场。当时，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兴趣仅限于购买其石油。对于美国人来说，在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唯一政治利益是确保和平与安全，以便开采石油。
在回顾伊朗的情况时，不应该忘记，伊朗民主选举产生的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曾经希望将石油产业国有化，所以于1953年，在由英国、美国支持发动的政变中被赶下了台。这是由于英国不想失去对伊朗油田的控制权。根据阿敏·马卢夫在《世界的不协调》一书中的说法，当摩萨台促使伊朗议会投票支持对英伊石油公司（一家由英国控制的公司开采伊朗石油，却给伊朗很少的回报）进行国有化改革时，英国立即对伊朗石油实施了世界贸易禁运。没人敢购买伊朗的石油，伊朗财源受阻，经济受到扼杀。对伊朗发动政变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动了名为“阿贾克斯”的行动。为了加快这一进程，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雇佣了伊斯兰恐怖组织发动街头骚乱。
马朗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虚伪性。在谈到伊朗与伊拉克的战争（1980—1988年）时，他说，许多国家和石油生产商更希望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保持平衡，以免巴格达或德黑兰有能力提高原油产量，由于这可能意味着油价崩溃，从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马朗什还强调了相关利益在战争中的重大性，这促使一些国家向这两个敌对国提供战争物资。这些国家的最终目标是让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相互消耗，从而不会成为该地区的麻烦制造者。也有人担心，伊朗将打破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并控制伊拉克，建立一个自巴基斯坦至地中海的什叶派帝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将对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造成巨大威胁。
对于这场战争，克拉克强调了一个可靠的猜测。1980年，当萨达姆·侯赛因决定入侵伊朗时，美国向伊拉克领导人开了绿灯，希望他能够占领石油省份朱兹斯坦，以便美国人获取伊朗的原油。美国很可能希望刚刚在德黑兰建立的新政权由于失去主要收入来源而迅速崩溃。
袭击利比亚的经济缘由
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记者布拉德·霍夫于201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指出：尽管法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议通过第1973号决议，该决议声称是根据联合国倡导的“保护责任”原则，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来保护平民，但是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的真正动机却是控制利比亚的石油及确保法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增加他在法国选民面前的声望，显示其国家的军事潜力。
2011年3月19日，萨科齐在谈到对利比亚的干预时，郑重其事地表明：“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平民免受其本国政权的疯狂屠杀，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所有合法性。我们的干预是为了让利比亚人民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几个月后，法国《解放报》公布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与法国政府签署的一项协议。通过该协议，法国企业将获得该国原油总产量的35％。据该报报道，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上述第1973号决议17天后，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收到了该协议的副本。
但是，攻击利比亚和推翻卡扎菲政权的背后可能隐藏着金融性质的缘由，特别是利比亚拥有价值70亿美元的143吨黄金和143吨白银储备，这对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货币——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构成了重大威胁。
利比亚领导人想建立一种基于利比亚第纳尔的泛非货币，并以本国的贵金属储备作为基础，以取代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要真正理解这个意图的含义，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任何使用法国金融共同体法郎的国家未能履行法国的要求，法国会立即封锁这些“叛乱国家”的货币储备，并关闭其银行。
上述情况就曾发生在洛朗·巴博担任科特迪瓦总统时期（2000—2011年）。根据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的说法，这个问题并非微不足道，“法国政府每年从其前殖民地征收4400亿欧元的税收。来自非洲的收入使法国免于陷入经济上的困境”。
与此同时，一些消息人士表明，卡扎菲计划用美元以外的货币进行石油交易。美国无法容忍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绝大多数国际交易是以美元结算的，这对美国尤为重大。任何提议使用其他替代货币的领导者都会因此成为美国的攻击目标。
经济作为战争的武器
在商业中没有朋友，只有客户。——亚历山大·杜马斯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易察觉的永久战争状态。这种战争的主要参与者是情报部门、外交使团和媒体，他们将网络空间变成了最新的战场。在这种背景下，虽然军事力量是其他方面行动的重大支持，但是经济方面的重大性已经超过军事力量。法国分析家帕斯卡·洛洛特和弗朗索瓦·蒂阿尔认为，现代地缘政治的明显特征是军事因素相对于经济因素的重大性降低，发展经济实力是所有发达国家政府的主要战略。中国军事理论家乔良和国际关系学者王湘穗也认为，军事威胁往往是影响国家安全的次要因素。即使领土争端、民族主义对抗、宗教冲突和势力范围划分依旧是战争的主要动机，但是这些因素已经越来越多地与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如资源的占有、市场的获取、资本的控制和贸易制裁。
在当代战争（有些人称之为“后现代战争”）中，为了削弱并最终打败敌人，除了使用上述方法之外，人们也使用具有压倒性效力的经济和金融工具。其中包括提供贷款、实施制裁、发布国家信用评级报告、由外国财富和风险投资基金进行投资、操纵股票交易、债务管理等。随着经济日益成为战争工具，在这种对抗中，经济工具被主要用来追求经济目标。经济战在理论上是可以不流血的，但是其后果、影响或是行动方式，常常导致大量流血事件发生。
正如一些人极为愤慨地指出的那样，提供国际贷款不是为了协助债务国，而是为了控制债务国并使其屈服。美国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给出了一个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完全依赖美国的援助和贷款。正如米歇尔·埃尔特尚尼诺夫指出的那样，这促使普京尝试建立一个以卢布扩张为基础的帝国，其目的是能够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竞争。
乔良和王湘穗认为，未来的金融敌对行动将会加剧，这种行动会使一个国家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被征服。为了证实这个观点，他们引用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与韩国的例子。当时，为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获得550亿美元的贷款，韩国被迫接受美国开出的条件：完全开放市场。这个条件使美国资本能够以低价购买韩国的公司，从而借此实施某种形式的经济占领。乔良和王湘穗断言，金融战已成为具有毁灭性破坏力的“超级”战略武器。他们认为，这种对抗的一种形式是“货币资金之战”。时至今日，由跨国公司和亿万富翁所创立的基金会的财富已经能够与一些国家比肩。例如，在1992年，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迫使英格兰银行将英镑贬值。他们的财富甚至能够控制媒体，为政治组织提供资金，反对现有政权，根本改变社会秩序并使政府陷入困境。又如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乔良和王湘穗认为，这场意外的危机完全是由国际流动资本持有者策划和发起的，其主角不是政治家或战略家，而是索罗斯。冷战期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使用类似的方式将柏林墙打开了缺口。
在这种经济战争中，尤其是当重大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受到威胁时，所谓的制裁与实际截然不同，而公众一般对此毫不知情。理查德·A．克拉克认为，尽管在1980年伊朗与伊拉克爆发战争时，华盛顿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冻结伊朗在美国的财产，但是伊朗仍继续向美国出口石油。在1987年，伊朗向美国出口的石油总价值达16亿美元。
即使在各国间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根据阿敏·马卢夫的说法，在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通过与伊朗国王达成的秘密协议，连续多年通过亚喀巴湾从伊朗获得石油。尽管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和叙利亚只是按照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要求，自1974年起停火，从未签署永久和平协议，但是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早已开花结果。叙利亚政府依旧声称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但是这并不妨碍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叙利亚。同样，尽管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比较紧张，但是委内瑞拉依旧向美国出售大量石油，这是由于能够对委内瑞拉重油进行提炼的工厂都在美国。
谁主宰世界经济？
根据2016年5月24日Investopedia网站上发布的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五个家族是：第一，罗斯柴尔德家族，它起源于18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城市（法兰克福、伦敦、那不勒斯、巴黎和维也纳）。金融分析家估计其家族资产多达2万亿美元。第二，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家族，资产估计约为1.4万亿美元。第三，美国的沃尔顿家族，资产约1520亿美元，其员工数量超过220万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国有雇主。第四，美国的科赫家族，资产约890亿美元，投资于众多企业。第五，美国的玛氏家族，最大私有糖果公司所有者，资产大约800亿美元。虽然这些数字不完全准确，但也足以说明五大家族的经济实力，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它一直与媒体保持距离，引发了人们对其家族干预全球关键决策的实际能力的多种猜测。
世界谷物和豆类市场实际上由四大公司主导：ADM（美国）、Bunge（来自巴西，总部在美国）、Cargill（美国）和Louis Dreyfus（源自法国，总部在荷兰）。这四家公司被称为“ABCD”，它们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规定大米、玉米、小麦或大豆等农作物的价格。
在粮食生产领域，少数公司控制着种子、农药、转基因食品等重大且有影响力的产品市场。这些公司中，有德国拜耳公司、瑞士先正达公司，以及孟山都、杜邦和陶氏三家美国公司。
经济情报的重大性
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财富，谁就控制了世界。——亨利·基辛格
经济对任何国家的稳定都至关重大，因此，所有用来保障经济安全的投资都很有意义。一国的真正需求是什么？该国的兴趣点在哪里？该国遇到或者可能遇到的经济威胁是什么？可能用经济机制对该国造成破坏的主角是谁？可以采取的主动措施和防御措施有哪些？要想了解这些问题，必须获取经济情报。
2011年，时任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制定了一份名为《国家在经济情报中的行动》的文件，完美地说明了经济问题对国家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性。这份适用于任何国家的文件，将经济情报活动定义为“为了增强国家的竞争力，收集、分析、评估、传播和保护战略经济信息的活动”。该文件解释说，“法国的经济情报活动是其全球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有助于经济增长，也有助于支持国内经济，保持法国公司的竞争力和安全”。这份文件表明法国在经济情报问题上的行动目标应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实施战略监控，为领导人制定经济决策提供协助；二是维持公司竞争力和增强研究实体的技术转让能力，确保法国和欧洲公司受益；三是保证公司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安全。
文件结尾明确指出了各部委和各省在国家经济情报框架内应该发挥的作用。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外交使团的具体任务，该文件明确指出，“对重大合同的支持是外交使团的首要任务，确保及早发现需求和项目、政治背景、决策实施及对法国投标的竞争”。对于菲永所说的内容，我们毫不惊讶，由于法国为了确保其在国外具有竞争优势，不仅在经济情报领域是先锋，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协调（例如销售合同或公共工程执行）方面也一直是先锋。鉴于这种协同作用对于战胜其他国家的重大性，法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对其国家和公民的益处显而易见。
如果有一个引擎无可争议地能够驱动人类，那就是财富。不是金钱这种邪恶的物质本身能够驱动人类，而是依靠金钱所能取得的成就——商品、服务和意志能够驱动人类。财富是满足最终目的——权力的工具。因此，获得财富、持有财富和拥有比他人更多的财富是一场永恒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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